为什么委内瑞拉政府抵制而许多左翼总统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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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已故总统和玻利瓦尔革命领袖乌戈·查韦斯手中拿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 档案照片。

原文作者：Clodovaldo Hernánde 奥里诺科论坛报 

客观地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证明，查韦斯曾面临——马杜罗继续面临——美帝国及其卫星和走狗在整个大陆其他地区成功使用的所有战略、战术、演习、游戏和计划，在世界其他地方使用过的其他策略中。

让我们从记忆中彻底清点：政变、军事骚乱、高级军官的公众起义、生产性工业设备的罢工和破坏、以暴力抗议谴责选举舞弊、美洲国家组织的干涉，国内经济战、对国家货币的攻击、议会政变、单边胁迫措施、经济封锁、法律制裁、国际司法迫害、移民危机和任意任命所谓的平行当局——所有这一切都与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骚扰相结合并反对国家媒体。

那么让我们比较一下：曼努埃尔·塞拉亚、费尔南多·卢戈，甚至埃沃·莫拉莱斯都被军事叛徒支持的政治精英罢免了。 查韦斯也被推翻，但只持续了 47 小时。 与此同时，针对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ás Maduro) 的最著名的军事政变企图有点像模因，包括接管交通管制站和塑料袋里的一些绿色香蕉。

迪尔玛·罗塞夫 (Dilma Rousseff) 通过司法演习被免职。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在 2018 年以类似的伎俩被阻止重返总统职位。 时至今日，拉斐尔·科雷亚仍以同样的方式被排除在厄瓜多尔的政治生活之外。 最近，为阿根廷右翼服务的法官将有望赢得下届选举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从竞选中移除； 一年多后，不正当的秘鲁国会设法使佩德罗·卡斯蒂略走错一步，辞去职务并面临监禁。 然而，在委内瑞拉，所有这些司法手段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为什么这些在破坏稳定的实验室中设计的、在在该领域拥有数百年经验的政府的指导下实施的行动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委内瑞拉发挥作用？ 反思这一点并得出一些推论是很有趣的。

修改宪法

分析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查韦斯及其合作者和顾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采用的战略眼光，当时他们优先考虑通过人民拥有最后发言权的过程修改国家宪法。

如果召开国民制宪会议不是查韦斯的第一个法令，如果他听天由命地根据 1961 年宪法执政，他很可能会遭受与卡斯蒂略相似的命运，在实施改革方面面临不可能的障碍选民的期望和一场永久的政治冲突将以他被驱逐出米拉弗洛雷斯或在最好的情况下以短暂的五年任期结束。

如果有人怀疑这种命运的可能性，人们只需要记住， 民主行动 和COPEI [Social Christian Party], 有能力在 1993 年推翻他们自己的一个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通过今天可以被描述为合法的程序，通过最高法院和国会，完全由那些人控制的机构进行推翻两方。 如果他们对佩雷斯那样做，他们不会对查韦斯做些什么？

修改宪法秩序使玻利瓦尔革命得以武装起来，抵御最近流离失所的精英们的典型阴谋，并在革命初期出现的危急情况下做出反应。

在最初阶段，旧领导层的权力并没有被完全废除，正如最高法院对“善意将军”的裁决所证明的那样，这使得 2002 年 4 月政变的肇事者免受应有的惩罚。

由国家五个部门组成的新结构，其中还包括最高法院宪法庭，在很久以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防止在 2016-2021 年期间完成议会政变企图，当时反对派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并试图与政府实施直接对抗的战略。

受欢迎的支持基础

这段抵抗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民对查韦斯领导的运动的支持：民众对他的宪法倡议的支持，以及他能够制定的、马杜罗总统试图继续推行的进步政策。

没有这种民众支持，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右翼势力早就达到了破坏委内瑞拉革命进程的目的。

民众基础通过投票（在选举和全民投票中）以及在关键时刻动员起来，在需要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应对每一个对手的阴谋时，都表明了他们的存在。 人民缺乏这种令人信服的回应，对缺乏这种支持基础的其他拉丁美洲总统的几次推翻具有决定性作用。

领导力量

查韦斯设法避免了几乎所有的阴谋，尽管人们对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可能是诱发的可能性仍有一些疑问。 他在面对右翼攻击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非凡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始于国家舞台，是他设法在国际和载入史册。

该领导的根深蒂固击败了许多旨在将他从革命道路上赶走的阴谋，其中最突出的是 2002 年 4 月的政变和同年年底和次年初的石油罢工破坏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查韦斯通过明确勾勒出继任路线图，为捍卫自己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巨大努力。

尽管不具备查韦斯总统任期所特有的力量和魅力，但马杜罗一直在激烈地战斗，使用他从指挥官那里获得的工具，其中之一就是外交管理。 重复查韦斯的事情，马杜罗在多重阴谋中的忍耐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在关键时刻至关重要。

军民联盟

在推翻“不听话”政府的众多选项中，美国从未排除军事政变。 事实上，正如 2002 年 4 月 11 日在委内瑞拉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在对该地区不同国家的左翼总统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同时，武装部队发表的声明仍然具有影响力（事实上和象征性的）； 2019 年在玻利维亚； 几天前在秘鲁。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玻利瓦尔国家武装部队 (FANB) 在政治局势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通过瓦解第四共和国的结构和改造军事学说，玻利瓦尔革命减少了美洲学派的有害影响，美洲学派是美国用来在整个地区强加独裁政府或美国控制的民主国家的工具.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查韦斯拥有军人出身的优势，但除此之外，他还从必须忍受的错误和背叛中吸取教训。

从那时起，马杜罗成功地保持了这一新学说的核心方面，他有能力无缝地克服 2019 年 4 月的政变企图，其特点是右翼试图让军事最高指挥部参与但未成功，后来由非官方发言人透露美国。

反对派的笨拙

如果不考虑反对派众所周知的无能，就不能完整地回顾委内瑞拉抵制“政权更迭”的企图。 反对派有很多有利的机会，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集团几乎一致的支持，但却未能实现他们摧毁革命的目标。

似乎很明显，洪都拉斯、巴拉圭、厄瓜多尔、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和秘鲁各自的反对意见不那么笨拙，尽管同样值得怀疑。 他们有更大的能力在政府内部、审议机构、军事机构和司法机构中保持权力地位，这使他们能够以某种表面上的合法性来实施推翻政府的策略。

媒体因素

当然，分析帝国主义右翼的阴谋诡计为何在其他国家奏效，在委内瑞拉却奏效，也不能排除媒体因素。

委内瑞拉革命打过媒体战，在多次失败后最终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这一事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媒体机器在传统政变、议会政变、法律或外国干预行动中是不可替代的。 媒体根据共同的编辑准则行事，破坏左翼领导，发起抹黑运动，无证指责，散布假消息，放大错误，隐藏成就； 也就是说，它们助长了对政府不利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上述任何策略都变得更加可行。

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媒体机构为 1973 年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血腥军事政变创造了条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2002 年的委内瑞拉，当时针对查韦斯的政变更多是由媒体而非军方发动的。

委内瑞拉的经验表明，赢得内部媒体战争虽然还不够，但仍然很重要，因为霸权资本主义的媒体机器现在与系统本身一样具有全球性，并且有能力取代名誉扫地的国家媒体。

在查韦斯司令去世后委内瑞拉人经历的可怕岁月里，正是外部机构（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媒体与被错误地称为委内瑞拉“新闻自由”的组织结盟，由外国政府资助）试图为推翻尼古拉斯·马杜罗做好准备。 为此，它使街头广泛的暴力行为以及入侵、暗杀和政变的企图合法化。

因此，所有这些阴谋的失败也代表着媒体机制的失败。 另一方面，在所有发生“政权更迭”的姐妹国家中，大众媒体继续成为经济精英和政治右翼的无耻工具，这并非巧合。

不带沙文主义色彩，以上所有内容似乎都是令人信服的教训，可以从这个被围困、勒索和封锁的委内瑞拉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供我们美国和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使用：一个值得重申的例子，并且随着每次推翻而变得更大、罢免、取消资格、解雇或谋杀左翼总统或候选人。

(拉瓜纳电视台) 翻译：奥里诺科论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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